缩减开支了，企业通过什么标准来寻找外部律师？
Ken Grady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选择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作为企业的外部律师团队。从律师助理到办公室文化，再到负责自己企业的律师团队，都一一详细调查之后，Grady才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Ken Grady是美国制鞋巨擘孤狼世界（Wolverine World Wide）的总法律顾问，如此漫长而反复的搜寻选聘之路，他认为十分必要。
“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目标必须保持一致，我们双方之间必须有最起码的信任和了解,尤其要在费用结算上寻找一种新的方式。”Grady说。Grady的表态充分反映出了外聘律师和公司法务的新型关系。
在11月19日举行的“2016凤凰财经峰会”上，美国经济学家纽约大学经济学与国际商学教授鲁比尼分析目前全球经济形势时指出，现在全球经济出现一种新平庸的态势，经济的低速增长已经维持太长的时间，呈现一种所谓的“新平庸”。
公开报道显示，不少企业已将缩减开支列入年度事项：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2016年削减 804亿资本支出；三星16年来首次大砍5千亿研发预算；德国大众2017年将减少10%的原料成本和间接费用……
作为成本部门的法务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节约开支的压力。法务部门如何为公司赢得最价廉物美的法律服务？外部律师如何还有机会从企业掘金？
律新社在调查中发现，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企业越来越倾向于由自己内部的法务人员解决大部分的法律问题，但是遇到大型项目、重大诉讼时，企业也愿意聘请高水平的律师，且单个案件的律师费用呈上升趋势。“响应速度”成为企业选聘外部律师的重要标准。
什么情况下，需要外部律师？
法律风险控制在公司各项业务中具有重要地位。今天许多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非常重视法律风险的防范。除了在企业内部设立法务部，在一些重大项目上，甚至在日常工作中，还往往聘任外部律师来共同应对法律风险。企业内部的法务和外部律师虽然同为法律职业者，但是各有所长。
前者主要对公司日常的法律风险规避有着丰富的经验，而后者则更擅长于解决比较疑难的法律问题、化解法律风险。
“一般来说，发生争议，需要进行诉讼或仲裁时，或者企业进行上市、重组、改制、并购、项目融资、贷款、跨境投资等大型非诉类项目时，往往需要寻求律师的帮助。但是，每个行业和企业又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中法水务管理有限公司高级法务沈瓅在接受律新社采访时说。
沈瓅曾在多个行业的企业中担任法务，从所接触的实践来看，房地产行业多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等交给律师处理；金融行业经常会把不良贷款催收、设立基金等业务外包给律师；IT行业会在进行知识产权诉讼时聘请律师处理；公用事业领域主要聘请律师开展项目并购、处理与最终用户的合同纠纷等。
重大诉讼、纠纷、资本项目谈判等实务会交给外部律师处理，这是目前而言，比较常见的情况。
“外部律师的优势很明显。”南京软件谷发展有限公司法务部长周涛对律新社说。首先，他们横向经验丰富，同一个律师服务过不同的公司，有更丰富的经验，给出的建议和价值相对较高；其次，优秀的外部律师通常会专注于某一个特定领域，不像公司法务面面俱到。
但外部律师在公司看来也有短板：
第一，外部律师通常不能真正了解公司商业动机和目的，给出的建议比较照本宣科，缺乏实际价值；
第二，外部律师考虑问题可能过于就事论事而有失全面。
从这个角度讲，外部律师替代不了公司法务。或许，公司法务就如同全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企业的日常维护和预防养生，而外聘律师则是手术医生、主治医生，专治疑难杂症。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帮助企业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
大律师还是企业外部律师的最家选择吗？
在企业缩减开支的背景下，选择外部律师的标准较之前是否出现变化呢？
“现在企业找律师不一定会考虑大律师，而一般倾向于高品质、收费合理的小律所律师，除非是难度很大、特别重要的法律问题（或诉讼）。”阿里巴巴前高级法务专家、互联网业内资深法务专家在接受律新社采访时表示，相当数量的公司，开始在采购法律服务的流程中，开发出一套对律所和律师团队的评价体系，用量化指标或评分标准，努力为公司赢得价廉物美的法律服务。“企业对外部律师的要求一般都比较高，专业深度、服务态度、响应速度以及诚信等几个维度是企业会考量的。”
对“响应速度”的考量，也得到了周涛和李振武的认同。上海二中院前法官、香蕉计划法务总监李振武表示，随着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加剧，法律服务作为业务运作中的重要一环，必须紧紧跟随业务。在企业内部要求法务人员必须对企业的业务事项进行快速反馈，对于外部律师也有类似要求。
口碑曾经也是选择外部律师时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毕竟熟人介绍是行业的一个常规做法，但律新社在采访中发现，这个环节目前已在渐渐弱化中。
在中国最大的企业法务服务机构L-Council于11月24日发布的《2016企业法务人才价值与薪酬福利报告》中，对于企业如何了解和寻找律师作出如下总结：
1、通过参加一些外部律所的讲座，了解是否有潜在合作可能的律师；
2、看律所的品牌，一般法务对优质的律所品牌都会有所了解；
3、根据律师在业内口碑，可以参考其他法务同行的推荐。
价格，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正规企业一般都会有一个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遴选程序。
“选择律所时要从公司的实际问题出发，考虑公司CASE的复杂程度，标的额大小，例如一个简单的诉讼案件就不用找特别大的律所或者很有名的律师去处理，因为他们的收费肯定会很高，费用方面需要进行权衡。”
商业思维，成为新经济形态下，企业对于外部律师的新要求。外部律师不仅要懂法律,还要了解商业，理解目前或未来公司业务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公司业务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上汽通用汽车高级法律经理朱浩江曾表示，企业管理层时间有限，经历有限，往往希望外部律师能够更有商业思维，给企业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点名主旨，言简意赅，直击要害），思维层面的商业融合是目前企业法务人员的最大发展挑战。
经济放缓的当下，外部律师还有可能从企业掘金吗？
今年3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等，强调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重视发挥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作用，健全相关工作规则，严格责任制。
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法律环境的日渐完善，企业确实越来越倾向于由自己内部的法务人员解决大部分的法律问题。律新社在采访中了解到，公司法律事务的处理由以前的依靠外部律师为主，转化为依靠内部律师为主，内外部律师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部分原来外包给外部律师的业务包括诉讼甚至并购业务都转由内部律师自己操作。
那么，是否外部律师与企业法务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外部律师从企业获利将越来越难？
遇到大型项目，特别是跨境项目或者棘手的纠纷时，企业也愿意聘用高水准的律师。所以，需要聘请律师处理的案件数量有会有所减少，但是单个案件的律师费用呈上升趋势。”沈瓅说。
“遇到重大诉讼或者ipo等情况时，企业会更愿意选择律师。”周涛说，“经费上一开始不多，随着业务的增多和复杂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吕长军也指出，企业聘请外部律师的预算一般是和业务拓展成正相关，业务发展速度越快，预算越高，尤其是在开拓新业务领域或新市场（例如海外市场），预算会有较大增幅；反之亦然。
李振武则分析出，初创企业在聘请外部律师的预算上可能会比较少，有法务部门的中型企业预算会稍有增加，而一家成熟的企业则会根据业务量的变化，调整预算。
事实上，很多跨国公司的律师费年度支出超过上亿元，有的甚至达到几亿元。这一数字相当于许多大型企业一年的利润总和，高得可怕。新常态经济时代对于法务服务市场来说是一个机遇与挑战、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时代。
内外部律师的“势均力敌”有利于实现双方之间的最大优势互补，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最家配置，对企业的经济效益和风险防范是最大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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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创新专题——法律顾问的商业转型
商业思维，成为新经济形态下，企业对于外部律师的新要求。外部律师不仅要懂法律,还要了解商业，理解目前或未来公司业务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公司业务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作 者 | 莫里斯 & 弗兰克 & 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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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顾问与商业顾问的双重身份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法律顾问在公司运营中的作用变得更加关键。由于政府出台了越来越多的监管措施和行业规定，法律顾问必须为企业提供更多层次、更加立体的商业建议，从而规范企业的商业行为。过去，在管理团队中，法律顾问的关注焦点主要是公司知识产权的商业化；现在，他们还需要通过法律视角，作出至关重要的商业决策。
Galit Gonen是使用法律专业知识引导企业商业决策的典范，她是Teva制药的欧洲法律顾问，在法律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曾获得多个国际性法律大奖。
Gonen面临的问题是，Teva制药在非专利药物和专利药品制造两个部门同时占有极高的市场地位，但这两个部门面临着不同的商业规则和不同的监管，需要要在商业和医疗需求之间的平衡作出判断。Gonen表示：“制药公司的法律顾问往往面临着一个逃避不了的角色冲突,一方面,我需要考虑公司股东的收益；另一方面,公司产品的最终消费者是病人，我们必须关注他们的需求和利益。如何在这个平衡中进行适当的倾斜是十分微妙的。”
Gonen说：“我的角色是确保在法律的范围内实现商业和病人权益的双赢。在进行每一个决策时,我都必须重新审视与其相关的每个领域，确保股东和病人都能因此受益。”
法律顾问的商业价值也体现在欧盟内部的贸易中。从商业角度，人们往往把欧洲市场作为一个整体，但是在实际的泛欧盟市场中，各国的法律准入法律条件，司法的态度、过程和结果等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异。除了不同法律体系的冲击外，基本的商业行为也受到不同国家不同规定的影响。例如欧盟市场中不同国家差异性的定价和报销问题,不同的规则导致复杂性大大增加。对于企业来说，这些复杂因素使得公司的商业策略面临更大的挑战，亟待法律顾问为他们提供更加专业的法律知识，从而在各个市场中都做出最优决策。
在快速消费品行业，联合利华也将法律顾问视作重要的商业决策伙伴。联合利华的企业技术解决方案部门的法律顾问Gleen Quadros认为，法律顾问作为商业决策参与者最终会证明他们的价值。
Quadros指出：“法律就像一个潜能无限的孩子——非常聪明、有能力,但因为过去企业在这方面的投入不足，它的潜力一直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由于大多数组织惯于用指标来量化一个事务的价值，所以法律的价值和作用很难被人具化和重视。”
他还表示，作为一名法律顾问，要使自己服务的企业获得效益最大化，需要有整合各种资源的洞察力，要理解商业策略和存在的问题,熟悉法律在各种商业策略下能够提供的应对措施。不仅如此,优秀的法律顾问还要权衡好律所内部意见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二、首席法律顾问将不再高枕无忧
十年前，对于专业律师而言，大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无疑是一项轻松稳定的美差。从工作量上来看，一名称职的首席法律顾问通常收入可观，且不用像私人执业律师那样每天拼命伏案工作。从收入的稳定性角度来说，法律顾问处在公司业务的核心岗位，完全不用担心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同时，由于法务知识的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很少有人会对该部门的预算问题做出挑战。
然而，法律业务外包商Integreon的首席执行官Bob Gogel认为，即便这样一种略显讽刺性的说法曾经存在，现在法律顾问所面临的情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说：“在过去的十年中，特别是近三四年间，首席法律顾问们在法律事务费用的安排上正承受着不断攀升的巨大压力，这种对财政预算的不断压缩，实际上是源于不断加强的监管和合规措施所带来的新型法律需求。”
“执行团队和董事会都希望首席法律顾问能够在制定公司战略及为公司风险管理中主动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首席法律顾问们的工作范围也正从单纯的法律顾问向着整体业务顾问的方向进行扩展。在很多情况下，法律顾问们的头衔被称为首席法律事务执行官，与首席财务官相并列。Gogel以他自己的首席法律顾问Mike Zuercher为例，称Zuercher为Inegreon高级管理团队中的“得力干将”。
全球法律邮报（Global Legal Post）本年度的杰出首席法律顾问报告及法务部门调查（General Counsel Excellence Report and Law Department Survey）显示，首席法律顾问们最关心的问题有二，一是监管者所带来的威胁，另一个则是如何管理法务部门、为企业创造价值。
在这样的新领域中，一些精明的公司管理层对法务团队的运作有深刻的认识。以保险业巨头AIG为例，他们将自己的法务部门完全剥离出去，并通过他们的专长为客户应当如何购买法律服务做出建议，从而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盈利机构。类似的企业还包括软件行业的全球领军者微软，这些全球领先的行业竞争者都开始重视法务部门自身的商业价值。
人们通常认为，将法律业务外包与直接聘请律所并没有太大区别，而Gogel则表示这其中所涉及的企业文化却有着本质性的不同，企业需要时间来接受这种转变。他指出：“许多企业需要两到三年来熟悉外包业务，置于接纳业务还可以外包到海外这一理念，还要花上更长的时间。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律所本身也在采用一种相似的模式，积极调整内部资源，从而为企业提供价值更高的服务。例如许多律所开始选择将文件审阅这样的非核心业务外包给Inegreon类似的供方。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合同管理系统、企业运营事务管理系统及项目管理系统中，科技的应用必将日益泛化，并最终指向人工智能这一发展方向。律师也将面临机器的挑战。对于曾经高枕无忧的首席法律顾问而言，改变势在必行。
首席法律顾问这一角色本身还会在未来有所发展吗？Gogel对此深信不疑。“理论上讲，没有什么是不能外包的。但无论如何，就像交响乐团总需要有一名指挥一样，你总需要一名员工来为你安排这些事情。”他说。任何企业业务运作的成功都任然需要一名首席法律顾问作为保障，然而，可不要指望这还是一个像之前那样轻松的美差了。
来源：律新社